骨质疏松症是人类最普遍的骨骼疾病，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全世界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在慢性疾病中已上升到第7位。
骨质疏松症主要累及绝经后妇女和老年男性，随着社会老龄化，其发病率升高趋势明显。据预测，我国到2010年骨质疏松患者约为11 400万人，2025年约15 100万人，到2050年将超过两亿。骨质疏松症的防治因而迫在眉睫！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骨质疏松症定义为全身性骨骼疾病，以骨量低、骨组织的微结构破坏为特点，其结果是骨骼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导致骨质疏松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直接后果。骨质疏松骨折在骨质疏松症患者中的发病率为2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旦发生骨质疏松骨折，患者经济负担加重且不说，还得饱受身心痛苦的困扰，因为随之而来的并发症将大大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骨质疏松性骨折好发部位依次为椎体、髋部、前臂，等。不言而喻，骨质疏松性骨折不仅给患者带来无尽的痛苦，不菲的医疗费用也将成为患者、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骨质疏松骨折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骨科医生面前，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骨折责无旁贷！
问题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困难重重危机四伏！首先，骨质疏松的骨骼不仅骨量降低，脆性增加，轻微的外力都可能引发骨折，而且骨骼的结构破坏，对用于固定骨折的内植物的把持力下降。用普通的内植物治疗骨质正常的骨折也许有效，但用来处理骨质疏松性骨折，术后就难以维持固定的有效性，尽管临床上开始应用一些新的内植入物，例如锁定钢板通过提供坚强的角稳定性来固定骨质疏松的骨折块，但发生内植物失效的几率依然很高。因此，研制新的内植入物，改善骨折内固定的有效性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难题。其次，骨质疏松症患者骨转换周期的变化和成骨细胞的活性降低，骨折愈合的速度和质量都不及正常的骨折；愈合时间长使后期内固定的稳定性降低，可能造成内固定失效，影响肢体的活动导致功能恢复不佳。临床上需要有新的手段和措施，设法促进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愈合，缩短愈合时间尽早开始有效的康复锻炼，以恢复和改善骨折肢体的功能。第三，骨质疏松性骨折多呈粉碎而且有压缩，复位后出现骨骼缺损的情况不在少数。结果是：要么内固定在术中难以达到即时稳定性，要么内植物在术后面临松动失效甚至断裂的尴尬。因此，亟需寻找新的骨替代物和新材料，既能填充骨缺损提高内固定的即时稳定性，又不阻碍骨折愈合的进程。第四，骨质疏松骨折由于固定稳定性的缺陷加上老年人行动不便，难免需要卧床、制动，其结果是
骨量快速丢失，骨折后骨密度在3-6个月内持续下降。所以治疗骨折必须同时治疗骨质疏松症，应用药物势在必行：围手术期适当应用骨吸收抑制剂，可抑制骨量快速丢失，预防和降低再骨折风险。不过，围手术期应用骨吸收抑制剂是否会影响骨折愈合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开发一种既能促进骨形成骨愈合又能抑制骨吸收的新药物已成为当务之急。
骨质疏松骨折的最有效治疗是及早诊断和治疗骨质疏松症，预防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
有效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关键之一是阐明其发生机制，进行对因治疗。开展候选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筛查，分析各基因型和单倍型与峰值骨密度变异、骨质疏松及其骨折风险的关系，争取获得骨质疏松或骨折的风险基因型，据以对高危人群及早进行干预，减少发生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
在我国，骨质疏松诊断仍应用WHO推荐的双能X线吸收仪检测腰椎和髋部骨密度。问题是对以T值-2.5SD诊断骨质疏松在中国人群中应用的可靠性，-2.5SD是否是中国人群骨质疏松性骨折预测的最合适阈值，学术界仍在争论，需要开展前瞻性研究加以确定和澄清。临床上亟需改变上述情况并结合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出更科学且适合我国人群的、统一的诊断标准。此外，我国还缺乏对大样本量、不同区域（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儿童和年轻人群的骨密度变化数据库，对骨量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知之甚少，没法制定骨质疏松非药物的预防措施。我们临床使用的诊断手段还嫌单一，很少开展和使用对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疗效评估十分关键的血骨转换指标数据，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大样本量的正常人群骨转换指标参考值。
补充维生素D对预防骨质疏松症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可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25(OH)D3水平在正常人群和骨质疏松患者中分布的数据库情况，还难以有效实施。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缺少城市和农村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骨折流行病学的确切数据库，忽视了两者的差别，还没制订出适合城市和农村骨质疏松防治策略。这有待于努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