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质疏松症诊断与防治进展
2007-08-15 文章来源：admin 点击量：1724 我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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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骨量不断变化，骨量丢失至一定程度时就称为骨质疏松症。骨折是骨质疏松症危害健康、危及生命的主要原因。根据流行病学调查，50岁的女性其余发生骨折的概率为39.7％；美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2000年在欧共体国家中有379万人发生骨质疏松骨折，其中89万人为致残与死亡率最高的髋部骨折。因此，骨质疏松症是骨科医生面临的严酷现实和挑战。本期“临床大讲堂”特邀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会长党耕町教授，介绍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防治进展。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原则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据骨量测定确定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二是预测骨折危险性。
骨量是指骨组织的总体积减去骨内各种腔隙（如骨髓腔、哈佛式管等）体积后的体积量。人的一生中骨量不断变化，出生后至40岁左右骨量不断增加，40岁左右达到峰值，40~50岁以后骨量逐渐减少。按照WHO和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共同推荐的标准，当被检者骨量值与青年人平均骨量值相比，减少2.5倍标准差以上时，即可诊断为骨质疏松症。
骨量丢失，甚至进行性骨量丢失，并不一定引起临床症状。在什么情况下进行骨量检测，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的指征。年龄（男性＞60岁，女性在绝经后）、45岁以后有脆性骨折史、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史或伴有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的疾病（如严重甲状腺机能亢进症、肾功能衰竭等），都可以视为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但是预测价值并未确定。
在临床诊断中，目前常用双能X线吸收测量法（DXA）与双光子吸收测量法（DPA）。DXA与DPA适用于测量脊柱、髋部的骨量，结果通常用矿物质含量（BMC，g/cm）和矿物质密度（BMD，g/cm2）表示。被测部位的背景对BMC和BMD有一定影响。
腰椎前后位测量时，包括了脊椎后部附件（棘突、椎板、椎弓根、关节等），因此与侧位测量BMC、BMD的数值不同。侧位测量腰椎可以只测椎体，排除脊椎后弓以及腹主动脉钙化的影响；但椎旁软组织较前后位测量时增加了很多，对精确度有一定影响，并且上腰椎与下腰椎的测量可能受肋骨与骨盆的影响。
除了腰椎，髋部也是常被用于检测的部位。在髋部的检测中可分别得到股骨颈、转子、转子间区以及ward，s三角区等不同部位数值，也可检测整个区域。
定量CT（QCT）和骨的超声波检测，都是比较有价值的检测技术，目前我国尚未普遍应用。正如前面所介绍的，临床一般采用WHO推荐的诊断标准，即比青年人BMC或BMD平均值降低2.5倍标准差。然而，所测得的BMC或BMD数值会受到个体身体状况的影响。例如BMC或BMD降低，并不能说明该个体有无其他代谢性骨病，尤其是骨质软化症、老年性骨质增生、椎体骨折或变形、终板硬化等，都可能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任何测量仪器，包括DXA、DPA，在重复性、精确度方面都存在允许范围内的误差。所以，在判断每个个体的BMC或BMD时，应考虑这些因素。尤其在测量骨丢失率或测量治疗后骨量增加值时，连续两次测量之间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骨质疏松症与骨质疏松性骨折（下称骨折）并非同一个概念。骨质疏松症患者并不是必将发生骨折，但是骨折是在骨质疏松症基础上发生。骨强度取决于骨量与骨质量两方面的因素。在骨质疏松发生的过程中，骨量的减少与骨质量的衰退并非都平行进展。此外，骨折的发生尚有跌倒等其他老年因素参与。
判断尚未骨折的骨质疏松症患者今后发生骨折的危险性，是诊断中的重要问题。
一些专著认为三方面的因素可能预示骨折危险性升高。第一，骨量减少。骨量减少1倍标准差，骨折危险性增加1～2倍。第二，骨的高转换（high bone turnover），它意味着破骨吸收与骨形成活动均有增高。因此，可以用血清或尿中Ⅰ型胶原被吸收后的代谢物作为骨吸收活性的标记物，包括C-端横连末端肽（CTX）、N-端横连末端肽（NTX）、脱氧吡啶（DPD）等；而骨钙素（osteocalcin）、前胶原前肽（PINP）作为成骨活性的标记物，研究表明它们的水平与骨丢失率增加有良好的正相关。如果这些标记物的检测结果明显高于绝经前女性平均值，则表明骨转换增强，提示骨折危险性升高。第三，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如年龄、低体重、绝经后年限、45岁以后骨折发生史，以及皮质激素治疗史等，都被认为是骨折的危险因素，但是某些单项因素预测价值很差。一些研究表明，综合上述各方面的危险因素可以提高“骨折相对危险性”的预测精度。在一项前瞻性序贯研究中，将临床预测价值最强的单一因素（45岁后骨折史）与髋部低BMD、尿CTX显示高水平骨吸收三因素结合，结果显示预测价值由单一因素的1.8～2.8提高至5.8。
预防骨质疏松症即预防骨丢失
什么人需要预防？用什么措施预防？预防的效果如何？这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原则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据骨量测定确定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二是预测骨折危险性。
骨量是指骨组织的总体积减去骨内各种腔隙（如骨髓腔、哈佛式管等）体积后的体积量。人的一生中骨量不断变化，出生后至40岁左右骨量不断增加，40岁左右达到峰值，40~50岁以后骨量逐渐减少。按照WHO和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共同推荐的标准，当被检者骨量值与青年人平均骨量值相比，减少2.5倍标准差以上时，即可诊断为骨质疏松症。
骨量丢失，甚至进行性骨量丢失，并不一定引起临床症状。在什么情况下进行骨量检测，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的指征。年龄（男性＞60岁，女性在绝经后）、45岁以后有脆性骨折史、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史或伴有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的疾病（如严重甲状腺机能亢进症、肾功能衰竭等），都可以视为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但是预测价值并未确定。
在临床诊断中，目前常用双能X线吸收测量法（DXA）与双光子吸收测量法（DPA）。DXA与DPA适用于测量脊柱、髋部的骨量，结果通常用矿物质含量（BMC，g/cm）和矿物质密度（BMD，g/cm2）表示。被测部位的背景对BMC和BMD有一定影响。
腰椎前后位测量时，包括了脊椎后部附件（棘突、椎板、椎弓根、关节等），因此与侧位测量BMC、BMD的数值不同。侧位测量腰椎可以只测椎体，排除脊椎后弓以及腹主动脉钙化的影响；但椎旁软组织较前后位测量时增加了很多，对精确度有一定影响，并且上腰椎与下腰椎的测量可能受肋骨与骨盆的影响。
除了腰椎，髋部也是常被用于检测的部位。在髋部的检测中可分别得到股骨颈、转子、转子间区以及ward，s三角区等不同部位数值，也可检测整个区域。
定量CT（QCT）和骨的超声波检测，都是比较有价值的检测技术，目前我国尚未普遍应用。正如前面所介绍的，临床一般采用WHO推荐的诊断标准，即比青年人BMC或BMD平均值降低2.5倍标准差。然而，所测得的BMC或BMD数值会受到个体身体状况的影响。例如BMC或BMD降低，并不能说明该个体有无其他代谢性骨病，尤其是骨质软化症、老年性骨质增生、椎体骨折或变形、终板硬化等，都可能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任何测量仪器，包括DXA、DPA，在重复性、精确度方面都存在允许范围内的误差。所以，在判断每个个体的BMC或BMD时，应考虑这些因素。尤其在测量骨丢失率或测量治疗后骨量增加值时，连续两次测量之间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骨质疏松症与骨质疏松性骨折（下称骨折）并非同一个概念。骨质疏松症患者并不是必将发生骨折，但是骨折是在骨质疏松症基础上发生。骨强度取决于骨量与骨质量两方面的因素。在骨质疏松发生的过程中，骨量的减少与骨质量的衰退并非都平行进展。此外，骨折的发生尚有跌倒等其他老年因素参与。
判断尚未骨折的骨质疏松症患者今后发生骨折的危险性，是诊断中的重要问题。
一些专著认为三方面的因素可能预示骨折危险性升高。第一，骨量减少。骨量减少1倍标准差，骨折危险性增加1～2倍。第二，骨的高转换（high bone turnover），它意味着破骨吸收与骨形成活动均有增高。因此，可以用血清或尿中Ⅰ型胶原被吸收后的代谢物作为骨吸收活性的标记物，包括C-端横连末端肽（CTX）、N-端横连末端肽（NTX）、脱氧吡啶（DPD）等；而骨钙素（osteocalcin）、前胶原前肽（PINP）作为成骨活性的标记物，研究表明它们的水平与骨丢失率增加有良好的正相关。如果这些标记物的检测结果明显高于绝经前女性平均值，则表明骨转换增强，提示骨折危险性升高。第三，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如年龄、低体重、绝经后年限、45岁以后骨折发生史，以及皮质激素治疗史等，都被认为是骨折的危险因素，但是某些单项因素预测价值很差。一些研究表明，综合上述各方面的危险因素可以提高“骨折相对危险性”的预测精度。在一项前瞻性序贯研究中，将临床预测价值最强的单一因素（45岁后骨折史）与髋部低BMD、尿CTX显示高水平骨吸收三因素结合，结果显示预测价值由单一因素的1.8～2.8提高至5.8。
预防骨质疏松症即预防骨丢失
什么人需要预防？用什么措施预防？预防的效果如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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